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。“师范”一词最早出现于汉朝扬雄编著的《扬子法言》：“师者，人之模范也。”现代“师范”一词，指培养教师的学校，尽管名称不同，意思仍是指培养“堪为人师而模范之”的人才。由此可见，“师范”一词的深义，古今无异。戊戌变法前夕，梁启超在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中就提出设立“师范斋”的设想，并疾呼：“欲革旧习，兴智学，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。”

一、民国时期泰兴境内师范学校林立

泰兴历来重视教育，据《泰兴县志》记载：“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泰兴知县王元之在孔庙明伦堂创办师范传习所，学制1年。”这是泰兴境内最早的师范“学校”。师范传习所得学生毕业后，由县署给予文凭，并申请提学司备案。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师范传习所仅办了一年就因为经费支绌而停办。

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，泰兴师范讲习所成立，校址在县城内六角桥（今胜利桥），学制2年，由张孝箴任校长。当年招生1个班，学生66人。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，讲习所并入南通师范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泰兴境内先后创办过8所中等师范学校。

1938-1949年泰兴境内中等师范一览表

二、泰兴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应运而生

1941年，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杜干全根据叶飞关于要创办乡师的指示，于当年8月在常家庄创建泰兴县立乡村师范（时称“南乡师”）。正是因为有了县立乡村师范的创立，才为建国后成立泰兴师范奠定了坚实基础，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。1942年，泰兴在城黄路北的倪浒庄建立泰兴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北分校（时称“北乡师”），1943年在戴家集办起泰兴县立乡村师范西分校（时称“西乡师”）。自此，泰兴全县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形成一张初级师范教育网。

乡村师范招收的学生，大都是高小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贫苦农民子弟，学生进校不缴学费，学校还根据学生家庭状况，发给几十斤不等的粮食。为适应当时动荡不安的环境，学生的学习、生活都实行军事化管理。以班级为单位，选出排长、班长，每天要把自己的衣服打成背包。上课采用的是活动课桌板凳，一有敌情，迅速分散，进行隐蔽教学活动。

乡村师范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国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哲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理卫生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历史、地理、音乐、体育，门类齐全、内容丰富。一年级还有美术、劳作。教材除数理化等沿用老教材，国文、政治、哲学、历史等，都是由教师根据革命斗争形势选编而成。考试非常严格，不及格要补考，两门主科不及格须留级。

乡村师范培养学生需要三年，周期较长，部分学生因工作需要提前分配。1941年下半年，抗日民主政府在北乡师开办简师班，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，学习期限半年，培养成人教育师资。1942年在北乡师又增设一个社会教育班，招收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，修业期限半年，培养社会教育和文艺工作方面的干部。1943年在北乡师又增招一个师训班，对在职教师进行集训。

三、泰兴县立乡村师范中的红色基因

原私立博罗中学校长刘伯厚，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国民党员，但他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政策极其痛恨，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，在泰兴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。抗日民主政府创办泰兴县立乡村师范后，委任刘伯厚为第一任校长。他不怕敌伪威胁，不畏艰难困苦，领导师生坚持办学，亲自教学，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抗战教育方针，为革命培养了许多有用人才。

泰兴县立乡村师范建校后，县委一直重视并加强对该校的领导，在学校普设生活指导部。县立乡村师范校长刘伯厚，生活指导部主任汪普庆；北乡师主任商宗衡，生活指导部主任先为吴荣成，后为顾建中；西乡师主任李仲玉，生活指导部主任吴荣成。1941年9月，汪普庆、吴荣成、何容等在简师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。后来又从区长岗位上调来了顾建中等几位党员来校任教。县委以乡村师范为大本营领导全县学校党的工作。南乡师、北乡师、西乡师先后建立党支部。北乡师的第一个学生党员是肖九成，他是在地方上入党，被组织派去学习，同时承担建党任务。北乡师先后吸收了吴刚、吴永康、蒋九容、严守静、蒋兆兰、季希凤、吴华等学生入党。至1942年下半年，北乡师已有党员五十多人。1945年3月，刘伯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泰兴县立乡村师范实际上是培养干部的学校，之所以用乡村师范名称，主要是为了在游击战争中好掩护和便于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。泰兴乡村师范在招生方面非常注意政治质量，有报名考试的，也有各方面介绍的，但都需要通过考核。被录取的学生大都是贫苦农民子弟，他们进了校可以同参军青年一样吃公粮。学习以政治教育为主，也有文史地和数理化课程。乡师的学生一边学习，一边参加抗日斗争实践，他们既是学生又是干部，在党的培育下，觉悟高，有牺牲精神，组织纪律性强，只要哪里需要，随时服从组织调动和分配，泰兴乡村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座革命大熔炉。

（泰兴市档案馆   凌长富）